《在公交车站直到黎明》

(资料图)

在日本，一个经常在公交车站过夜的流浪者死了。

她叫大林三佐子，64岁，总是在末班车结束后，来到车站长椅上休憩到天亮。长椅并不长，只有90厘米，中间还有隔断，能坐不能躺。附近居民对她保持着关注，也保持着距离。2020年冬天的一个凌晨，她被人用装有石头的塑料袋砸死。

她的故事被改编成电影，登上了日本《电影旬报》2022年度十佳榜单。电影给了她戏剧性的结局，让她被人所救，又在被救后生出制作炸弹的可怕想法。

这与大林女士的真实经历相去甚远。170个日本人为了她走上街头，高喊着“她就是我”，只是因为她也是个拼尽全力讨生活的普通人。没能在自己的身上克服时代，反而被时代克服。

日本公众为大林女士献花，图源文藝春秋

即便身处异乡、生活境遇迥异的我们，也难免为她没能等来黎明的人生触动。英国诗人约翰·多恩写过这样的诗句：“无论谁死了，都是我的一部分在死去，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。因此，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，丧钟为你而鸣。”

01.

为何流落至此？

疫情下的女性贫困

大林女士去世时，身上只有8日元（折合成人民币不到5毛钱），驾照过期，手机也停机。早在2020年的春天，她就已经拖着行李箱在城市各处辗转。她的最后一份工作是超市的试吃促销员，需要与顾客面对面。疫情来了，她失业了。

大林女士的遭遇，是疫情下日本女性生存困境的缩影。据日本总务省统计，在进入疫情紧急事态的当月，日本男性雇佣数量减少32万，女性减少数量是男性的两倍。

这其中有行业因素，大林女士所在的餐饮住宿等服务业，疫情下遭受冲击最大，而行业本身女性受雇占比更多。更为本质的原因，在于日本的非正式雇佣制度。裁员潮中非正式岗位首当其冲，大林女士正是这一制度的受害者。

日本政府自1985年以来，出台并修订了数版《劳动者派遣法》。女性居多的行政岗位先行遭殃，而后越来越多的正式岗位变成了非正式的派遣岗位。《派遣法》甚至还规定，同一岗位可以无限期使用派遣员工。与此同时，派遣员工的平均工资，只有正式员工的六成左右（日本厚生劳动省调查数据）。

在非正式雇佣制度的长期作用下，日本的非正式雇员占到了全体被雇佣者的四成，其中又以女性居多。日本神户大学教授中村智彦认为，日本企业长期存在雇佣男性为正式员工的倾向，“女性不能作为人才长期运用”的偏见根深蒂固。

即便日本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支持女性就业的法律法规，但在许多社会学者看来，受益对象也仅限高学历的精英女性。更多像大林女士这样的底层女性，深陷在非正式雇佣制度的泥沼。

《在公交车站直到黎明》

大林女士毕业于短期大学（相当于中国的大专学历），27岁从家乡来到东京，进了一家计算机公司，但因为无法跟上工作节奏辞职。此后只能靠一份又一份的非正式工作艰难揾食，像零部件，随时被“用完即弃”。

中村智彦坦言，“非正式工女性，找不到一条可以单纯依靠自己的力量脱离困境的道路”。而和上班族结婚，竟然成了最普遍的脱贫手段。“家庭收入是原来的2倍以上，这样个人可支配收入就会上升。”

但对于大林女士来说，婚姻不过是另一重陷阱。她曾经结过婚，因为不堪丈夫家暴又离婚，从此对婚姻失望，一直单身到老。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她没有生育，不然境况可能会雪上加霜。

但那又怎样呢？单身的非正式工女性，年纪越大只会越勉强。非正式雇佣制度中失衡的性别比例，直接导致的后果是日本女性的养老金比男性少一半。所以在日本的“银发就业”市场，高龄女性往往更多。

据报道，大林女士在流落街头前四年，就开始交不起房租，只能在网吧等场所留宿。但她没有就此沉沦，反而表现出了重建生活的强烈意志，主动跟劳务派遣公司交涉，希望能增加工作。于是年过六旬的大林女士，每天在东京和周边县市辗转，站立工作长达八个半小时。遗憾的是，即便努力至此，最后还是不得不委身公交车站过夜。

2020年的新冠疫情只是催化剂，让大林女士所处的结构性困境由含糊变得清晰。她的悲剧很难归咎于一次个体的不幸。一生悬命走钢丝，不能休息，不能生病，不能衰老，一不小心，就可能流离失所——这是许多人共有的命运。

《事件之泪：流落至公交车站，一位无家可归的女性之死》

02.

“茧居族”凶手，

社会问题的叠加与裂变

大林女士的不幸让人揪心，不只因为她奋斗一生，老后流离，也因为她的无辜惨死叠加了日本另一个无解的社会问题——杀害她的凶手吉田和人是“茧居族”。“茧居族”俗称“家里蹲”，是不上学、不工作、不社交，自我封闭在狭小空间，与社会脱轨的群体。

吉田年近50岁，与近年来日本“茧居族”的高龄化趋势一致。据官方统计，2019年日本国内中老年“茧居族”人数达61.3万，已经超过青壮年。80岁父母照顾50岁子女的“8050”现象屡见不鲜。

症结来自多方面，比如时运不济。吉田这代人初入社会，就赶上了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。在所谓“失去的十年”里，日本就业岗位急剧缩减，竞争压力水涨船高。年轻人可能一毕业就失业，可能刚入职就被辞退。即便保住了工作，也可能因为过劳精疲力竭，只好躲回家做“茧居族”。

正如《下流社会》中所说：“平成废柴这种不求上进，人生热情全盘低下的心态，并非他们不愿意上升，而是上升空间已经丧失。”

《短剧开始啦》

此外，还有原生家庭的影响。吉田的父母是推动日本战后经济腾飞的“团块世代”，在赫赫有名的山一证券公司工作过。父亲奉行优绩主义，对吉田要求严苛；母亲则是过度宠溺，习惯替吉田担责。

研究“茧居族”群体的田村毅教授认为，支配型的父母容易制造“茧居族”。“父母的能动性过强，导致他们忽略了孩子自身的能动性。孩子脱离不了父母支配就会对父母抱有憎恨与愤怒。”

而父母乃至整个日本社会对“茧居族”的不解与排斥，构成了恶性循环，让“茧居族”难以重返社会。日本曾发生过令人震撼的事件：前政府官员因为无法忍受44岁的儿子“茧居”，用菜刀刺死儿子后自杀。

与此同时，“茧居族”也会产生自卑心理。他们也渴望和社会接触，但是“远离社会越久，他们越会意识到自己是这个社会中的失败者”。多种因素叠加，导致日本厚生劳动省对“茧居族”就业的帮扶，只有不到30%的成功率。

一旦筑起了茧，只会越筑越厚，再难突围。长期与社会隔绝，“茧居族”的精神状况也存在诸多隐患。日本卫生部的研究显示，80%的“茧居族”可能存在精神疾病。严重的包括精神分裂症和精神发育迟缓，甚至出现暴力行为。更为常见的是偏执、抑郁、强迫症等心理问题。

吉田的表现非常典型。他很孤僻，生活半径就在30平米的房间内。因为不需要社交媒体，他的手机还是翻盖的。父亲去世后，他才走出房间帮母亲照顾生意，像幼儿一样依赖着她，“无论什么事都一起做”。

他还很偏执和强迫。既要维持30平米房间的秩序——从窗户里看到邻居的卫星电视接收器，他会投诉个没完，并亲自去邻居家拆除。也要维持凌晨三四点街道的秩序——在楼顶发现大林女士蜷缩在公交车站的背影，他先是塞钱叫她离开，未果后，用装了石头的塑料袋砸向她的头。

监控拍下吉田走向大林女士，图源文藝春秋

30平米的房间、凌晨三四点的街道、母亲，这三样是吉田的全部世界。除此之外的一切，都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，都是“异物”，都很“碍眼”。

大林女士去世的消息曝出，吉田被母亲带到警察局自首。他低着头，供述说“以为让她吃点苦头，她就会滚蛋了”。而后舆论沸腾，吉田对庭审惴惴不安，也为自己给母亲添了麻烦后悔不已。没等到第一次庭审，他就跳楼自杀了。

同为社会边缘群体，吉田与大林女士却是不同的。吉田家庭条件优渥，也尚有母亲相依为命。而大林女士贫困孤苦，只能寄身公交车站。弱者挥刀斩向更弱者，是一出悲剧中的悲剧。

03.

打问号的“无缘死”：

被遮蔽的贫困单身女性

“茧居”但有老可啃的吉田，不懂贫困真正意味着什么。实际上，贫困不只是“没钱”那么简单，还和“无缘”息息相关。“缘”是一个人与社会的关联和纽带，倘若社缘、地缘、血缘都被割裂，那不管是活着还是死去，都无异于人间蒸发。大林女士这种贫困单身女性的“无缘”困境，长久以来都被遮蔽了。

致使大林女士贫困的非正式雇佣制度，一开始就断绝了她建立长期稳固的社缘的可能。随着贫困程度的加剧，她连本就孱弱和碎片化的社缘都失去了。休息时吃不起便当，她就和超市的同事们疏远；交不出房租搬离公寓，她就和送她小手包的房东断联；疫情后失去工作，她再也不能和喜欢的小孩子互动。

和大林女士一起工作过的人说，她刚搬出公寓时还会化妆，后来连皮肤晒伤都顾不上。化妆是日本女性的社交礼仪，而不再化妆从侧面印证了，大林女士在逐渐淡出社会、走向“无缘”。

《事件之泪：流落至公交车站，一位无家可归的女性之死》

再说地缘，大林女士独自在东京漂泊，本就没有故乡的地缘支持。她也很难和人情疏离的东京建立地缘，在这一点上甚至不如未婚妈妈。《日本贫困女子》的作者饭岛裕子就发现，育儿是与周边社区产生连接的重要转机，而单身人士却很难打通闭塞的人际关系。

在社区隐形的后果，是无法及时获得他人的帮助。日本地方上的各种支援机构，主要针对家暴受害者和有再就业需求的母亲，看不到贫困的单身女性。

到了血缘，却要打上问号。大林女士有个住在东京周边的弟弟，母亲也还在世。接到大林女士去世的噩耗时，她的弟弟感到震惊和不解：“走到如此绝境之前，为什么不找我呢？”这背后与单身女性的贫困羞耻有关，主要元凶是日本“自我负责”的社会文化。

日本社会对于既没有工作纳税，又没有生育或看护老人的女性，有很深的鄙夷。贫困的单身女性被认为是“不值得拯救的穷人”，她们也会为认为个人贫困是自身责任，而非社会的错。社会排斥、性别不公、阶层固化等等结构性贫困的问题也就此被遮蔽了。

这早已不是一个努力就能得到回报的社会。所以不该扯什么“自我负责”，而是像上野千鹤子所说，以“建立弱者也能安心生存的社会”为目标。“不要将受惠于彼的环境与能力，用于贬低不曾受惠的人们，而是帮助那样的人……互相扶持着生活下去。”

也许大林女士为自己感到羞耻，因为离婚未育，还没钱供养父母。她一直留在东京打拼，只通过电话、圣诞卡片和家人联系。她和家人失联的时间点，刚好卡在搬出公寓后。生活难以为继的时候，因为怕被家人知道，她也没有申请低保。

也许大林女士本身就是骄傲和要强的人，相比于贫困，失去尊严更令她不安。少女时期的她，梦想是成为主播或者女声优，为此活力满满地努力。大学期间她一边上课一边做婚礼司仪，在剧场的舞台上演配角也闪闪发光。

年轻时的大林女士，图源NHK

梦后来都碎了，她的内心可能还住着追梦的自己，所以受挫感更加强烈。但即便是生活跌落，她也衣冠整洁，只是一直低着头。

没有人愿意活成一座孤岛。骄傲但孤独的大林女士，选择在明亮、有人流的公交车站休憩，让自己感觉还活在社会里。她总觉得生活还有希望吧，所以随身携带的卡片上留着弟弟和母亲的联系方式，不到最后一刻决不开口求助。

但她再也没有机会了，她永远留在了病毒和贫困交织的那个冬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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